《中国青年》报的分析虽然有道理，但这只是堵住了县委书记在人事任免问题上的腐败，而事实上，山高皇帝远的县委书记们，只要想捞钱，俯身可拾。“遍地都是发财机会”，对只手就可遮天的县委书记来说，贪墨之间并非仅人事任免一项，像工程发包、采矿、土地转让等等，哪一桩哪一件不能捞他个盆满钵满。说到底，人事选拔上的透明操作，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县委书记腐败。

包括县委书记本人，也许他是通过公开选拔途径上来的，可到了那个位置上以后，谁又敢说它就不腐败了呢？近些年查处的县委书记腐败案中屡有发现，那个干部本来是个好干部，也曾有过一番报效祖国的宏图伟志。然而事与愿违，一经坐到那个位置上，推杯换盏之间，歌舞升平之际，良心就大大的坏了。这说明什么呢？显然是说明与那个位子有关的机制有问题，即便好人到了那个位子上，也保不住要起邪念。

古代有个故事可以拿来比喻县委书记，说齐人不盗，入楚则盗。这个故事也许来自齐东野语，但它却说明了一个问题——环境污染。现代行为主义的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却没人能否认“在一个五颜六色的染缸里拉不出纯丝素娟”这样的事实。而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县委书记为什么会变坏，更要思考导致县委书记变坏的深层原因。几十年来，我们的干部管理机制，就不是一个养廉体制，只要把干部往那儿一放，党政军大权就一并交予了，这样的体制，那里是培养公务员，分明就是在提拔皇帝。

针对18名县委书记前腐后继一事，近日安徽省纪委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道理是这个道理，根子却在别处。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应该问一问，为什么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沉默？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因为那些县委书记都是土皇帝，谁惹得起？谁又敢去招惹？用手机偷偷传个短信一泻心中愤怒都要被判刑，更遑论当面锣对面鼓的跟县委书记叫板。

既如此，也就别抱怨县委书记们“为官一任造腐一方”了，既然你给了人家腐败的条件，就算不腐败也没人会信，与其心底无思天地宽，何不大捞特捞仕途宽。但县委书记腐败问题说到底也只是中国众多“一把手”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点而已，远非全部，比如较县委书记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市委书记腐败现象。自从当年的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开了头，市委书记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倒在钱色上的市委书记到底有多少恐怕连中纪委都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有些腐败市委书记不但没有掉脚，反而还得到了高升。

再譬如国有企业“一把手”腐败问题，令人深恶痛绝，但至今苦“无”良策。说起来，这真是个让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感到尴尬的事情，一方面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辉煌业绩骄傲，一方面又为国企老总们的无耻表现而自卑。多年以前，北京大正餐饮娱乐城名贯京城，不仅仅因为它与享誉全国的滚石歌厅毗邻，更因为一些名贯世界的国企老总是这家娱乐城的常客。当年我与这家娱乐城的总经理*艳*女士有过一面之缘，在谈到那些一掷千金的国企老总的时候，她的笑容不乏暧昧的深意：男人，呵，还不就那回事。

佛兰西斯.培根说：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培根这一理论不仅对英国适用，对全世界都适用，只要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官员不可避免的要沦为钱色的俘虏。美国被举世公认是最民主的国家，但在第29任总统哈定主政时期，其腐败程度可比中国的晚清政府，甚至连国防部的官员、法官、律师都参与其中，那灰色的一页，美国人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美国的法律不可谓不健全，但正如步鑫生说的那样：在健全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顺着法律的间隙，美国的腐败分子们联起手来，把华盛顿领导创建的美式民主彻底强奸了。

吸取哈定时代的教训，美国人开始聪明起来，他们不再形而上学的偏信法律条文是万能的，他们也不相信机械的三权分立就能阻止腐败。罗斯福上台以后，大刀阔斧地改革美国的政治体制，他不迷信什么自由主义，也不给官员什么话语权。在他看来，一个丧失了人格认知能力的政府，一个缺乏道德自我约束力的政府，给这些官员民主，就等于给了他们腐败的通行证和保护伞。所以罗斯福坚决收回这些通行证和保护伞，他不怕有人骂他独裁唯我独尊，也不怕有人说他开民主倒车。

上任伊始，罗斯福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贪官反腐败，有人评价当时的美国，“猖獗于美国的腐败，不是简单的官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是政府公职人员几乎完全从属于大商人集团，或曰政府、议会和司法之存在，目的仅在于为资本或商人提供必要和适时的服务。”显而易见，这个被商人收买的政府和议会，不可能制定出公平的法律，即便有形式上的法律公平，黑暗重重的司法机构和一群肮脏的法官、律师也不可能用公心去解读，因此，发生于光天化日下的权钱交易，也就成了合法的腐败。罗斯福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他以个人的强力意志，用监狱和效忠于他个人的警察为专以制造腐败为能事的美国政府机器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升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罗斯福新政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次具有政治性质的改朝换代，从政府到军队到司法机构直到议会，都被罗斯福从头到脚的清洗了一遍。总结罗斯福的成功经验，中央集权和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两个必要条件，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重典治官。被罗斯福绳之以法的贪官到底有多少，在网上查不到详细资料，但在可比对的一些书籍比如《美国精神》中还是有踪可寻的，那一时期的美国监狱，除了小偷和打劫犯，再就数贪污犯的人数多。罗斯福用铁腕彻底扼杀了美国官员心中的恶念，美国官场由此清风裵酥。这个辩证的道理正如《商君书·靳令》讲的那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去强》则把这个观点上升为治国至要：“以刑去刑，国治。”

未解风情的女子，其内心世界常常是单色的，没有悬念，没有祈望，一如她空落的枕边，不需要为夜晚做精心的打点。许多琉璃般的梦幻文字，不过是她调笑世人的棉毛，你流淌的泪水越多，她收获的快慰就越多。

“是一瞬间爆发的爱让我们深情相拥”，多么希望所有的梁咏琪都能遇上金城武，即便那不是我们自己，可我们依然高兴。因为这能让我们微微的相信爱情。要知道，得经过多少次轮回，才能又有一次凄美的愚见。可是，所有的心都在淌血，所有的眼睛都在流泪。看着孤独的她，仿佛看见了一幅令人黯然神伤的画：月下的城，城下的灯，灯下的人，在等——城墙上的苔藓一层一层的覆盖了所有的语言。那似有还无的新绿，顽强的不肯随风飘逝。

罢了，罢了，还是别太煽情。不妨学学赵本山：换下一个话题！

“不是在沉默中爆发”正应了鲁迅的话，铁凝出嫁了，或许你还会想到“遥想公谨当年”这样的句子。走过绿草地的脚步轻快的像追风少女，笑靥如花，裙裾飞扬。无须绞尽脑汁的猜想，也能感知到铁凝此刻的心境——结婚真好。“我们上了车，铁凝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啊，我结婚了。”这是铁凝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后说的第一句话，铁凝的夫君华生说。

其实又何止铁凝，多少铁嘴钢牙的女子，那一觉醒来之后都不可抑制的懊悔：以前咋那么傻？

“我想有个家，”还是潘美辰说得好。它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不过潘美辰未免悲观，把家当成了疗伤的医院，家何尝又不是一个制造幸福的工厂。看见铁凝，一如看见那个工厂，正开足了马力在生产。虽然边上的人有点老，看上去更像一对父女。但深沉，应该是一种美丽。

真让人嫉妒，经济学家用了怎样的算计，竟能把国花据为己有。同时也让人隐隐的有一丝忧虑，爱情当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爱情也是文学家的杀手。有了这份迟来的爱，文学家是将给自己创造爱情，还是给别人创造爱情。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让濒死的爱情风生水起，走过两千年的长路，涛声依旧。倒是他自己的爱情，毫无沾染的悬念。只因他们举案齐眉腻歪的过分。反过来讲，假如林妹妹如愿得偿，《红楼梦》就算还会出现，少不得味同嚼蜡。

爱情，似乎就是一个悖论，“演员”和观众永远处于反相和对立的状态，“演员”要长久和柔曼的厮守，观众要短暂激烈的碰撞。但不知铁凝该怎样处理这一对矛盾，是把它写成喜剧自娱自乐，还是把它写成悲剧以飨读者。也许十年后，我们应该这样问铁凝：Are you ok?

世间的事总是充满了矛盾，云英不嫁的铁凝让我们为中国文学的未来担惊，缠绵悱恻的铁凝同样让我们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忧虑。只因书写爱情的笔需要多愁善感的心境。“最是那一回首间的温柔，一如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当水莲花变成了徐志摩身边的睡莲，他就再也没有了那种神秘的灵感。

好像所有感人的文字，都源自心灵深处某一个角落的轻颤，那种恼人的滋味，就像梦中的溪流，醒时人依旧干渴。值得欣慰的是，干渴之后的铁凝，终于不再望梅止渴。有诗为证：珍重佳人识音语，便开绑缚叙高情。

值得回味的是，这一段姻缘倒有几分天作的味道。铁凝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跟华生在江苏旅行的时候去过金山寺，就是那个法海的寺庙。那天下着微雨，金山寺有一个匾，篆刻着4个字，‘心喜欢生’，”这是不是暗示着她的姻缘，她丈夫的名字就恰好是“华生”吗。这冥冥中的玄机，让人不由得不信，上帝既然造了一个女人，就一定会为她造一个男人。

爱情是等出来，铁凝的话在印证了这个道理的同时，也给了世间女子很多启发。不过铁凝的另一些话更有教益：“我对婚姻也有好的期望，可我从来都是做好了失望的准备，因为我觉得做好了失望的准备，才可能迎来希望。但可能我准备得还不是特别充分。”其实她的话说白了就是：心急吃不来热豆腐。

俗话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纸。牛郎恍如梦中，待清醒时，前额早重了七仙女一记香指：你——怎木~~呆~子——

“前世的五百字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这话拿来形容牛郎织女再恰当不过。“越是美好的东西，越不可能长久的拥有。”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牛郎织女。随着一道闪电，半空里霹雳一声惊雷，震醒了牛郎织女。身怀六甲的织女不得不忍痛作别，她步步回头，泪雨纷飞，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只有经历过爱情的女子才会懂。牛郎则几乎晕厥，可谁又能改变上天的旨意。其实细想，只有凄美的爱情才配称爱情，长久了的则叫婚姻，乏味而庸俗。所以，自古及今凡是有魅力的让人不能忘怀的爱情故事，都是一闪即逝的。

“明年五月花开日，槐荫树下把子交。”总算让人不至于太伤心，其后一家三口尽管天各一方，终强过有缘无份的宝黛二人。我敢说，假如上天能成全林妹妹的话，便是跟着宝哥哥打猪草，林妹妹也心甘。宝哥哥手执《西厢》一卷，一边放牛一边看书，偶尔就着书中的词句戏谑缠绵：“我就是这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没人的时候就亲一亲。不过林妹妹一定要记着提醒宝哥哥，来日方长，耳鬓厮磨要点到为止，否则牛丢了，来日亲自犁田宝哥哥可是要吃苦头的。再者说，像林妹妹那样的可人，扶犁恐怕不合适。

不知道王小丫对此会有何感想，伊湖水肯定是在追求这种纯真纯美的境界。诚如他诗中所说：“小丫是个可爱的女孩子/要是不去主持电视节目多好/最好和我一起在山坡上放牛/我放牛的时候，她打猪草/没人的时候就亲一亲/当然不用避开牛。”

再譬如许仙，现在叫调剂，其实就是药铺一个抓药的伙计。可爱情偏偏是不讲理的，那精灵鬼怪的白素贞，富家公子以及满口词章的都不爱，唯独喜欢许仙。为了他私闯昆仑，险些葬送如花的生命，

许仙当然不需要打猪草，他的工作是上山采药，这与白素贞的个人爱好到有些接近，白素贞一生纵览名山大川，吸日月之精华，采百草之灵气，终成正果，修炼的千种娇羞、万种风情。假如白素贞去做选秀节目的主持人，李湘和谢娜拱手称臣了；假如主持《开心词典》，节目的名称就可以考虑换上一换，比如叫《开心大典》。当然，这些都是假设，现在看，还是让王小丫主持《开心词典》更为合适。

正如诗人伊湖水的看法，王小丫主持的节目“十分动人”，不仅“气质好，有内涵”，而且十分“机智、聪明”。也没准真有那么一天，伊湖水就坐在王小丫对面，接受王小丫的提问：你有两个选择，A、小丫打过猪草，B、小丫没打过猪草。不需求助场外观众，必须你自己亲自回答。“回答对了就亲一亲。是这奖品么？”伊湖水问。“你可以给我提提鞋。”王小丫含笑回答。是耶？非耶？谁又说得准呢。

第二道题是给观众的，有两个选择，A、小丫会给伊湖水打猪草，B、小丫不会给伊湖水打猪草。

其实，打猪草只是问题的形式，打猪草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有把镰刀，叫个人就能打猪草。问题的要点在于，第一、打猪草是生存的需要，还是纯属娱乐行为；如果是前者，就此奉劝伊湖水实际一点，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农村女孩为好。如果是后者，伊湖水应该有机会。第二、央视小丫的同仁们是什么态度？这一点恐怕比小丫本人的态度更重要。没有办法，当女人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事实上她的婚姻、爱情已经被事业、名誉所绑架了，心里想的或许是跟着谁去打猪草，正好比有些皇帝梦想着过平民生活一样，但仅仅想想而已，说出来是绝对不可以的。当然，历史上也有那么几个敢做敢为的率性皇帝，躲在宫里干木工，或者开店铺，最有趣的一个皇帝则喜欢当小偷。遂留下千古骂名。唉！都以为当皇帝好，可谁知道皇帝背后的那些无奈。高处不胜寒哟。

细想央视的女主持们，未免不有皇帝的感慨，就算她打心底里羡慕朝夕相伴的没有功利性质的田园诗般的爱情、婚姻，可此时也不能够了，因为那根本就是个身不由己的位置。不论什么人，也不论她从前是否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只要到了那个位置，一切就要重新开始，就要义无反顾地斩断自己和过去的联系。没打过猪草的人，绝不能想自己以后去打猪草，打过猪草的人，一定要忘记、干干净净的忘记自己打猪草的经历，如果有人问起，就说那不是猪草，而是仙草。

王小丫的爱情，至今还是个未知数，也许她对婚姻没有更高的期望值，但绝不至于到落草为寇的田地。最低而言，也应该类似于地方台的师妹比如方琼，从本台找一个总编之类的老公才是。条件再低点，也可以找一个同行比如朱迅嫁王志就是很好的一例么。

往好了说则如数家珍，《中国新闻》女主播徐俐的丈夫是《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蔚，在报界享负盛名。《现在播报》女主播海霞的丈夫是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罗永章，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个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抗肿瘤新药。《新闻联播》女主播李瑞英的丈夫张宇燕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杨澜的丈夫吴征就不用说了，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除学界和商业圈外，还有很多女主播的丈夫在仕途上顺水顺风，这就不必说了。

总之，没伊湖水什么事。

我们无法探问，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是先去拜见彼得大帝，还是先去拜见列宁？也许这两个人都不是他最想见的人，前者让俄罗斯民族知道了什么叫骄傲，是他把俄罗斯从被人瞧不起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打造成了和英、法等强国平起平坐的西方列强，他一生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后者则在危难中挽救了俄罗斯，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苏联，由此奠定了俄罗斯民族其后称霸世界70年的基础。

和彼得大利和列宁比，叶利钦是个破坏者，他亲手肢解了苏联。

在叶利钦的时代，俄罗斯变成了西方病夫，经济濒临崩溃、贪污犯罪活动猖獗，一向让人不敢侧目的苏联军队，一夜之间弱小的只能自卫，以至于连应付车臣内战都力不从心。如果不是他手里还拎着装有核武器控制按钮的手提箱，俄罗斯也许就变成了美国的“芬兰”。叶利钦的血液里满是俄罗斯民族的骠悍，从来不甘被世人当作弱者，一如他在“8.19”事变当天站在坦克上向反对派叫板，在国际场合上他每每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神兵天降南斯拉夫让西方惊出一身冷汗；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他不对日本作丝毫妥协。

叶利钦的身上有某些赫鲁晓夫的影子，但他没有赫鲁晓夫的财大气粗，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打联合国的圆桌，靠的是自身的实力。叶利钦对西方咆哮只是血气之勇。有西方人这样形容过叶利钦：“乞丐打架，不怕撕坏衣服。”翻译成中国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个评价殊为形象，不但反映了俄罗斯当年的窘迫，也反映了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态度，在西方人的眼中，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是一个膀大腰圆的乞丐，四处伸手化缘，腰板还挺得直溜溜。所以西方人就送给他一些有毒的饮料，俄罗斯饮鸩止渴，伤心总是难免的。

1999年的最后一天，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俄罗斯有人欢喜有人忧，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神情凝重的告诉普京：“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随之将他亲手掌管了8年之久的核武器控制手提箱推给了普京。这个动作宣布，从那一刻起，叶利钦时代结束了。

叶利钦的辞职讲话非常伤感，他声音哽咽、泪光闪闪，许多次因为激动而不得不停下来调整自己的情绪。“亲爱的全国同胞，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向大家恭贺新年。不仅如此，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跟大家讲话。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已经做出决定，就在今天，本世纪的最后一天，我要引退了。”他这段率真的讲话，很多俄罗斯人流下了眼泪，或者是因为他们同情叶利钦，或者是因为叶利钦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尽管是贫穷的自由，毕竟也是自由，这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同胞们来说，也许比面包更重要。但也有很多人在欢呼跳跃，这些人是叶利钦时代的受害者，叶利钦的改革从本质上说，是把大多数人的财富转送给少数人经营。

　　有西方媒体分析人说：叶利钦会垂帘听政一段时间，直到确信自己和家人是安全的。对这个说法，叶利钦予以了痛斥：“这种说法全是胡说。实情不是这样，我一直在说，我不会做出违背宪法的任何行为，而且国家杜马的改选应该依宪如期举行。俄罗斯必须跟随着新的政治家、新的脸孔，与聪慧、能干、活力充沛的新百姓，一起迈入新千年。至于像我这样掌权多年的人士，都得去职让位。”其后的事实证明，叶利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退休后的叶利钦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巴尔维哈4号国家别墅，官方的说法是，是国家给他的待遇，但要是对比戈尔巴乔夫的寒酸境遇，就知道这是普京回赠给叶利钦的礼物。叶利钦的厨师、警卫、医生一应俱全，出行有警车开道，还有政府专机听候调遣。所有费用均由国家支付。妻子奈娜陪伴叶利钦走过了五十年风雨人生，提心吊胆的岁月不曾让她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航天英雄加加林而执著的选择泥瓦匠叶利钦。其实奈娜更喜欢过那种平淡的市民生活，在叶利钦当总统的时候，奈娜很少和叶利钦一同出国，因为在她看来，那种英国式的做作活着，绝对不如扎着围裙含饴弄孙快乐舒坦。

叶利钦退休以后成了国际政要的座上宾，尤其是“铁哥们”科尔，一直对叶利钦感恩不尽。叶利钦每年到柏林体检生活时，科尔都要盛情款待一番。去年，两人在贝加尔湖畔携手垂钓，大啖鲜美的贝加尔湖水产品，流连忘返5天乃去。很有一些梁祝味道。但也可能是他们都有了去日苦多的预感吧。一些独联体国家前领导人，如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等人也时不时前来拜访叶利钦。有媒体说，叶利钦是全俄罗斯最幸福的老头。谁说不是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政治给了叶利钦至高的荣誉，也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但是，风光过后，叶利钦更多的不是从事业和人生价值的角度去思考政治，而是从生命本身去思考政治，他认为，如果希望孩子幸福，就千万不要把他推上政治这条路，所以他希望有小叶利钦之称的外孙希望鲍里斯将来的工作不要和政治沾边。其实，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更可能是源自他对政治斗争的切身体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有趣的是，叶利钦对外孙的教导与毛泽东老人家对外孙的教导是那样的一致：远离政治，多学习自然科学。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事实上，就在叶利钦宣布辞职的当天夜里，俄罗斯人就纷纷评论叶利钦的功与过，说叶利钦最有可能被后人铭记的，是他一手促成了苏联的解体。这个观点明显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因为在叶利钦之前，苏联战车早已被人推到了悬崖边上，一部分在悬崖里，一部分在悬崖外。大家在心底里都默默期待着战车的坠落，从此自己的不义之财就不再受法律追究。而叶利钦所做的，不过就是轻轻的捎了一把手，说：何必让它这么难受，下去得了。旋即轰隆一声，苏联解体了。有人说，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贪污腐败盛行。这话同样不公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苏联官员贪污腐败的直接结果，区别在于，前苏联时期官员贪污腐败不会受到追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员贪污腐败会受到追究，但没人追究，因为大家都贪污腐败，谁追究谁呢？纵观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民主与社会动荡并存，腐败与法制化并存，普遍贫困与少数人暴富并存，良知和无耻并存。但无论如何，现在评价叶利钦都有点早。

死去原知万事空。叶利钦，安息吧。阿门——

既然如此，围绕于丹的所有争论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于丹再无需背负“学术超女”的恶名，因为她的《论语心得》并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是出于娱乐目的。她是希望通过《论语心得》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那么无疑，于丹在讲授《论语心得》的时候，并不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刘兰芳、善田芳、杨阔成等曲艺家的身份出现。显然，此前所有的矛盾，都源自央视一个小小的疏忽，忘记了提醒受众，应该以收视《评书联播》的心态面对《百家讲坛》。或者央视更应该在《评书联播》节目中另辟一个栏目。假如是这样的话，展现的世人面前的于丹，既不会受“学术超女”的纠缠、困扰，观众也不会有被人戏弄的感觉。因为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曲艺新星、一个带着全新理念和不同形式不同视角的“刘兰芳”。

而易中天评《三国》，则根本上就是在说评书。但他和传统上的评书不同。

一是他更注重史料的真实性，他的虚构成分主要来自枝叶，主干部分都是实打实的历史。

二是他的评述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基本上，易中天的《三国》是意识流小说，这也正是易中天的《三国》魅力所在。他不按传统小说以事件为主轴的方式叙述，他以人物为中心，每个人就是一张蛛网的网心，由此伸向四面八方，一个人带出一群人，然后逐个评说。这样的评书，优点是悬念迭出，非常勾人；缺点是过于散乱。如果某一晚因故没有收看，第二天再看就不知所云了。所以看易中天说书必须从始至终，一集都不能落，否则等于白看。因为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出来。

三是用现代人的观点和理念解读古人之心，这大概也正是易中天颇受非议的原因。比如他在评说吴越战争的时候，他眼中的西施就颇像克格勃女特工，勾践和范蠡耳语一番，便欣然受命，为了国家利益以身“殉”职。这绝对是演绎了。因为历史不可能如此。古代中国的女人根本没有地位这是历史事实，在古代男人眼中，女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像勾践和范蠡这样聪明绝顶的男人，怎么可能把这么绝密事关国家生存的计谋告诉给一个农村小女孩呢？更可能的史实是，勾践和范蠡根本就没有告诉西施她此行的目的，只是把她当作一个消磨夫差心志的道具而已。因为对勾践来讲，不告诉她比告诉她更稳妥、效果也会更好。第一、如果不告诉西施，西施就不会产生恐惧心理，就会以为她就只是夫差的妃子，从此潜心的侍奉和媚惑夫差，以谋取将来的富贵。第二、如果告诉了西施，西施肯定会背上心理包袱，稍有不慎就把戏演砸了。而且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既万一西施对夫差动了真情，讲出实情来，岂不弄巧成拙。显然，易中天的西施有杜撰成分。

人们一提到貂蝉，就会联想起《三国演义》里面那位忧国忧民的女子，在朦胧的月色中里咦吁兮哉：只恨不是男儿身！不能为国分忧。连月亮都被她的精神感动，羞愧至极，最后扯一片浓云遮住自己。易中天讲的绘声绘色，说她为了国家和苍生，受王允所托，以自己月光般的美貌和身体，成功的离间了董卓和吕布，最终挑动吕布杀死董卓，结束了董卓暴政。于是便有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中的闭月之美。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貂蝉这个人呢？如果确有貂蝉其人、其事、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决不可能遗落，但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三国志》中竟然连貂蝉的一丝香发也没有留下。有一点是肯定的，董卓确实是被吕布所杀，吕布也确实是董卓的干儿子，《三国志·吕布传》载，“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吕布杀董卓是王允唆使也不假，但跟貂蝉绝对没有丝毫关系。

这一且无不证明一个事实，易中天是在演绎历史，而不是在讲述历史。或许在他看来，真与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很喜欢听。如果我们能像易中那样换一种视角，不是把易中天当作学者，而是把他看作说评书的，那么，大家对易中天的误解就冰消瓦释了，我们就能够从他精彩的评说中体验到快乐。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易中天怎样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只要他能让大家开心，这就是他对人类的贡献。并且或许，正是因为于丹和易中天的出现，给江河日下的曲艺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古老的相声、评书获得新生。

需要说明的是，央视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肯定是疏忽了，给节目取了个过于严肃的名称——《百家讲坛》，观众难免会因此产生学术研究的联想，从而才让观众误解了于丹和易中天等人。而其实呢，它就是另一种理念、另一种形式、另一种视角的《评书联播》。在此给央视做个策划，建议《百家讲坛》改称《评书联播》。

现在讲“精英治国”。“精英”一词的起源已无从考证，最早有文字记载使用“精英”一词的是苏轼，他在《乞校正奏议札记》中说过这样的话，“聚古今精英，鉴治乱之龟鉴。”指文章道理是也，并非指人物。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版的《武英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就这个问题有详细记载，和苏轼有关的集部多达200余处。1989年出版的《辞海》上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精英”一词是个泊来品，乃是西方社会学用语。通常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人物。现在的国人大体上也这么理解罢。

区别不在于称谓，而在于西方“精英”和中国式“精英”对自身定位的不同。从理论上说，既为精英，就不能尸位素餐，而要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点西方精英不辱使命，他们在研究社会思考经济发展的时候，首先是保持心态的超然，从旁观者的角度居高临下的作通盘考量，同时充分的尊重民调。所以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做到了客观公正。在得到商人们首肯的同时，也能受到市民社会的普遍认同。基本上，这三者是互相促动的，缺一不可。

中国式精英则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的精英们比较自负或曰刚愎自用也不一定错，他们并不在民意，甚至很反感民意，“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类似张维迎这样的话，厉以宁也说过，“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吴敬琏在两会期间则大大方方的对记者说：“当政协委员就要不怕挨骂。”这样的话在西方绝对是犯忌的，倘若有谁不小心顺嘴吐露出来，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基本上也就结束了。但这毕竟是在中国，他们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不需要老百姓们投票，自然就没有必要买老百姓的好。否则一但为老百姓直言了，政治生命未必会结束，但财路肯定会断的。也正因此，西方的精英们对中国的精英是很不以为然的，英国报纸则干脆把中国式学术精英统称为无良学者。洞若观火哟。

但中国式精英尽管是些无良学者，却颇有欺骗性，他们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子，麻痹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常常被他们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表象所迷惑，很少有人认真地全面地深刻的分析他们文章。我继续说袁伟时其人，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着民主和自由精神，这在大学生们看来，简直就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可是，当他后面引用周其仁的话“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其自由民主的本质和动机一下子便暴露出来，中国不但生产注水猪肉、注水广告、注水论文，还盛产注水资本家。按照他们这个逻辑，中国人就都成资本家了，中国也就成了资本家的国度。

“人力资本家”亏他们能想得出来，这个新名词假如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了，准定要把中国知识分子好好的表扬一番：聪明，绝顶聪明。穷人不叫穷人，叫人力资本家。不需要很多理由和证据，仅就此一点，也足以说明袁伟时的民主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离新民主主义相去甚远，和现代民主精神更不搭界，不过是柳亚子、梁漱溟、马寅初等旧民主人士的翻版。他们索要的民主和自由社会，只是其个人一夫多妻而别人必须一夫一妻的规制。因为他告诉你，不要再在男人和女人性行为的身体变异上考虑一夫多妻问题，而要从性行为的次数上来认识一夫多妻，当你多次使用的时候，便是一夫多妻了。他们最后总结到：人人都是一夫多妻，有拥有不同女人的一夫多妻，有拥有不同夜晚的一夫多妻。如果按照于丹“幸福源于心灵宁静”的观点来理解，那就是说：只要心里有，夜夜入洞房，天天当新郎。

然后再来说说周其仁其人。周其仁1950年出生，下过乡，1978年考入大学，按说他品尝过民间疾苦，不应该对底层群众表现的过于冷漠才是。可他不，他的文章透着一股冰冷彻骨的寒意。他在《真理总是具体的》文章中，一方面大讲人权，另一方面又着力强调社会福利会拖累经济发展。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让人犹如雾里观花。在另一篇文章《看病贵并非源于市场化》中他干脆就把看病贵的责任归罪于“当前的政策不利于社会资源流入该领域。”我手头也有充分多的证据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承德北方医院是个很大的民营医院，看同样的病，较公营医院承德附属医院收费要低三分之一，但老百姓还是觉得贵了。这该怎么解释呢？只有一个解释，以目前的收入，群众根本就看不起病。也就是说，看病和上学、住房一样，国家要负担一部分责任，要有部分福利性质，根本不是市场化份额大小的问题。否则，即便全市场化了，看病贵依然存在。这不必说是中国国民的收入，即便是美国人，遇到大病个人也承担不起。而周其仁却离题万里的把看病贵问题跟市场化联系起来。是为了要转移什么？还是要隐藏什么？

 《自由何价》一文，周其仁写得颇为激情，说“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听起来很有些侠肝义胆，可要是再看他的另一篇文章《把“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问题区别开来》，一下子就让人懂得了什么叫“挂着羊头卖狗肉”了，自由只是个铺垫，是个托。他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说“基尼系数不重要”?理由主要有三点： (1)基尼系数本身是一种算法，算法的科学与算出来的结果是两回事； (2)由于转型经济的特点，当前我国不同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统计，由此算出的基尼系数，与实际状况还有不小的误差； (3)基尼系数度量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而不是分配公正与否。这个观点，丝毫没有低估学术界继续研究、计算基尼系数这项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认为，不宜把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不宜把基尼系数作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即便当前测得的我国基尼系数不到0. 46，也不能说明收入分配问题就不严重，或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就无须调整。”

稍微懂得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事实上是个很保守估算，如果按照国外的标准严格的计算，远非0.46那么简单，甚至远远的超过了0.46。因为我们和国外的参照是不同的，我们对于老百姓吃饭穿衣以外需求的计算是按最低标准设计的。可即便如此，周其仁还认为不高，还有潜力可挖。摊上这样的学者，中国老百姓真是倒霉透了，吃了你的肉不说，还要把骨髓也炸出油来。而他却满口自由民主，但不知世界上有那个国家的自由民主是这个样子？和旧时代满口仁义道德的地主资本家又有何区别？

在《把“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问题区别开来》一文中，周其仁提出一系列分配政策的原则和重点，其中很多都有失水准。

其一、“解决分配不公的重点是解决严重的以权谋私问题，有效办法是启动相应的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

以权谋私当然是问题，但解决以权谋私是如何加强监管的问题，分配不公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或者说，解决了腐败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分配不公的问题么？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总是个事实吧，难道可以听之任之？
    其二、“在政府的行政效能没有显著提升以前，在公权力腐败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之前，不要用任何名义增加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财源，防止收入不公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跟茅于轼“因为经济适用房存在腐败问题，所以就取消经济适用房。”是一个逻辑。照他们来理解，在腐败没有结局之前，什么都不能干，扶贫要停，公路建设要停，三峡移民也地停下来，因为这里面都存在腐败。引申理解的话，如果脑子里长了瘤子，是不是就不要思考了，或者是不是脑袋就要搬家了。

其三、“除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对市场里其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要尽最大可能在法制的基础上寻求妥协点和平衡点。”

他的话里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私企原罪“要尽最大可能在法制的基础上寻求妥协点和平衡点。”重在妥协。二、由贫富分化激起的社会矛盾，不必作任何说服劝导工作，依法论处就是了。这绝不是消弭矛盾，而是激化矛盾。

其四、“政府济贫政策的实施准则，不是简单的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是劳动能力的有无，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合理补偿。”

这个观点十分可怕，如果政府采纳了，社会就会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吃烂苹果的逻辑，既是说，穷人先不必急着救济，等他们因为天灾人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后在予以合理的补偿。

20世纪最后几年，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成功的竞选执政，可以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灵。欧盟15国中有13个国家唱响了《红玫颂》（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可在自称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中国，却是那样的不受欢迎。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让资本主义回归理性，那么我们的修正则恰恰是非理性的，是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投降。而这个“自由”就正是周其仁宣扬的那个自由——丛林自由。他的普遍自由论说到底是个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强者通吃的自由。

民企偷税漏税也是制度造成的。众所周知，2000年之前中国实际上存在四种税制，最受优待的是独资的外企，台商和港商也按外资待遇执行，然后是合资企业，再然后是国有企业，排在最后的是民营企业，既没有优待还要遭遇政策上的歧视，所以偷税也罢诈骗银行也罢，就在所难免了，因为不偷税、不诈骗银行就没法跟别人竞争。

涉及到企业家个人的问题主要是作风问题。

但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能从总体上反映民企和民营企业家队伍的状况，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主体形象是良性的，那个时候的民营企业家其大多数受和气生财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待工人比较温情也不乏人道的关怀。极个别的除外。老百姓对民营企业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也无恶感，评价基本上是客观和公道的：有钱，好色。其余倒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很仔细的翻阅了过去的报刊杂志，结论是：2000年之前，中国不存在仇富问题。那个时候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腐败问题。

到了2004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因为国家对待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一是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了；二是强调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必须给民营企业家一定的份额；三是民营企业家可以做官了，有些地区明确规定，要选拔那些拥有一定数额资产的民营企业家进政府任职或享受某种级别的政治待遇。四是有了比较通畅的融资渠道。而在此之前，民企准入领域也无限的扩大了，比如在房地产行业，就出现了国退民进的现象，一些具有政府背景和银行背景的房地产公司基本上被一扫而光。这也是导致后来房价飞长的直接原因。再比如采矿领域，一些中小型的国有矿山基本上被民营企业承包或买断。

这些政策的实施，对那些理性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等于松绑，从此可以大展身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但对那些崇信“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非理性民营企业家来说，等于是法外施恩，从此可以无所顾忌。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事实如斯，但主要体现在两种人身上，矿主和包工头亦即现在所谓的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一些作奸犯科的惯犯，良知在贪欲的驱动下彻底泯灭，更遑论理性。他们只信奉金钱和暴力，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使用两种办法——金钱摆平、武力解决。在他们眼里，即便是威严的上帝也不如金钱和暴力实在。无疑是因为现时社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一是官员的腐败，为他们的逻辑找到了依据；二是市民社会的软弱，也在客观上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三是制度和体制上存在缺陷，使他们轻而易举的就能逃避惩罚。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房地产商和那些黑心矿主便为所欲为了。他们不但决定市场，还能决定人的生死。不但能决定政策，还能决定法律。不但能摆平黑社会，还能摆平官场。

悲哀就在于，群众把商人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正如群众看待官场，不论政府机关中有多少部门其实就是两袖清风的清水衙门，但在群众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人。毫无疑问，这对象党史办、科协、政研室、绿化委员会、信访办、妇联、机关工委那样的部门来说，简直是不能承受之委屈。群众更不会分辨即便是权力部门，真有实权的科室也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科室都是为这些权力科室服务的配搭。一条鱼搅满锅腥了。从时下来看，民营企业家之所以被群众妖魔化，被群众当成仇恨的对象，正跟清官吃贪官的挂落一样，与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和黑心矿主们永无无止境的贪婪欲望不无因果关系。这个问题绝对需要引起民营企业家们的注意，并慎重思考之。

国外有报刊分析，受矿难频发和房价飞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世界上的声誉和形象正在急速下降和变坏，主要是指三个方面，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喜欢用贿赂官员的便捷方法获取利益，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都不守法，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文物古迹和环境，也不喜欢慈善事业。三、对待工人极其苛刻，工人们没有必要的劳动保护，医疗也得不到保障。后面还有一些细微的指责，但即便如此，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走向世界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负面影响。而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就正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一些欧洲媒体把中国民企在国内的问题别有用心的夸大其词，并在非洲蓄意扩散，这给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和意想不到的不便。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从未来发展的长远打算来看，民营企业家们有必要在内部建立一种规制，用严格的纪律约束和限制那些无良商人的行为，对那些见利忘义损毁民营企业家声誉的害群之马施以必要的制裁，或将其从民营企业家协会开除，或在资金、原材料供给、采购及市场分额上施以惩处，从而维护民营企业家队伍的良好形象。

电影《大浪淘沙》里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贫穷的老人因为养活不起自己的孙女，当街出卖自己的孙女，黄埔军校的学生靳恭绶遇见了，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给了那个老人。靳恭绶的善举恰好落在了共产党员赵教官的视野里。赵教官问靳恭绶，天下有很多穷人卖儿卖女，你救得过来么？靳恭绶无言以对。后经赵教官循循善诱，以严峻的社会现实启发靳恭绶， 靳顿大彻大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好多年前守着一台13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必须在天线上挂一块肉的那种）看赵本山和李静演的二人转《给乡长送礼》。荡气回肠，他说出了老百姓们的心里话，也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那些经典的台词至今不能忘怀。赵本山还原了北方农民任听命运摆布的形象：怕官、惧内、吃了亏自己忍。李静则是尖辣椒的性格，骂赵本山窝囊废，乡长家大门上挂杀人刀了咋的？尽管剧中没有交代，赵本山为什么“怕官、惧内、吃了亏自己忍”，但潜在的原因不用直白的表达，观众已然心知肚明。

那个时候，每天等着盼着看赵本山，因为他不仅仅是赵本山，而一个巨大社会阶层的化身。在他的小品里，农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软弱、无助、任人宰割，虽然不敢发泄，毕竟可以倾听。而倾听就是一剂自我安慰的良药，倾听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发泄，或者是笑、或者是哭，或者是感慨、长吁短叹，反正总比压在心里好受。这也正是赵本山当年红遍东北的原因。因为他反映民生，反映民意。尽管每一次结尾都安排得功德圆满、皆大欢喜，也不违背农民的心意，那毕竟是农民们心中一个美丽的梦，在现实里看不到，在梦里看得到也足愿了。

赵本山登上春晚的舞台后，同样还是塑造农民的形象，但内涵却变了。正如他自身的身份变化一样，他不再是贫困农民的化身，而是富裕农民的代表。出于弘扬时代精神和追求个人名誉的需要，赵本山小品从理念上发生了转型。《麻将豆腐》的生产从半手工半毛驴方式迅速变成了流水线的机械化大生产，头上的帽子是农民，嘴里叼着的香烟却是富人的；语言的结构是农民的，语言的逻辑却是官方的；打手机的方式是农民的，打手机的动机却是富人的：雷好雷好啊……

赵本山的小品从思想性上分析，大致分为三个节段，第一阶段、是以《给乡长送礼》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阶段，嘲讽和幽默极具现实性，看他的小品如读杜甫的诗，“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跳墙走，老妇出门看。”第二个阶段、是以《相亲》为代表的浪漫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阶段，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对未来充满的美好的向往，他们乐观的坚信，总有一天，深圳的美女会成为自己的老婆。在这个阶段，赵本山的小品大获丰收，许多既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的经典作品都出在这个时期，比如《小九老乐》《电视征婚》，温馨中透着几许辛酸，辛酸中又不乏温馨。这也是赵本山小品艺术的巅峰。但也不得不说，这个阶段也有个别不尽如人意的作品，比如《三鞭子》，纯粹是其个人的梦呓，也是肉麻的歌颂。第三个阶段、是以《卖柺》为代表的荒诞阶段，回避现实，脱离社会脱离生活，没有任何目的性，纯粹是为了迎合大众低俗的口味，连娱乐都谈不上，只能说是消遣小品。诸如《昨天今天明天》《卖车》《心病》《送水工》《说事》《策划》《有钱了》。《卖柺》不但是赵本山小品艺术的一个拐点，也是赵本山人生和思想境界的一个拐点。

回顾赵本山走过的路，成也小品败也小品。但细细推敲，还是与其个人素质有关系。春晚就像一个光芒万丈的太阳，赵本山只看到了它的耀眼、炫目、色彩，却没有看见它还能把一切化成灰烬。因此，就在赵本山投身春晚的那一刻起，也就注定了他的结局——荒诞。这是任何功名心切的人都无法摆脱的铁律。比如相声演员，比如歌唱演员，比如学者，最眼前的便有于丹，一夜成名，然后迅速黯淡。倒是郭德刚非常冷静，他拒上春晚绝对是个明智之举。无奈中说一句，以忽悠见长的赵本山，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在春晚上忽悠别人的同时，其实他自己正被春晚忽悠着，先被忽悠瘸了、再被忽悠邪了、最后被忽悠乜了。在今天的赵本山身上，充分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于丹只要色彩不要温度的观点是个错误的命题。

但美国人并非一味的强调民主和平等，在民主和平等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就是民主和平等的倡导者、拥护者、守卫者；在民主和平等不利于己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民主和平等的反对者和破坏者。随后出现的戏剧性变化恰好证明的这一点。默多克的举动遭到了他和前妻的子女们的声讨，愤怒的指责他食言，违反了他与安娜离婚时签订的协议。

2006年7月23日默多克面对美国公共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采访，等于是向他与前妻所生的几个子女们做了妥协，他说，如果自己去世，他与两位前妻所生的4个“大孩子”普鲁登斯、伊丽莎白、拉克兰和詹姆斯将继承集团控股权。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铁律并非东方人不能摆脱，想来美国人也得遵守。默多克前后矛盾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民主与平等的两个不同版本，一、民主和平等永远对既得利者有利，二、面对亲情民主和平等是那么的软弱无力。

不过，默多克随后所作所为，或许能给邓文迪带来一些开心，他给自己的子女们每人都发了一个一亿美元的大红包，用作日常的零花钱。让全世界人为之错愕，一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是百元面值的美钞，它的分量足以压死两头大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一亿美元足以在格林纳达、尼泊尔那样的小国发动一次成功的政变。也就是说，他的哪个子女如果在美国呆腻了，就可以挑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国过一回总统或首相瘾。而如果把这一亿美金折换成人民币，天啊……可以把所有的电影明星包养一遍。

问题在于，野心勃勃的邓文迪是否会感到满意，她会就此罢手么？这就要看邓文迪是不是真的就像媒体说的那样绝顶聪明，是否有能力像搞定默多克那样搞定默多克前妻的子几个子女？

默多克是邓文迪生命里的第二个男人，也许以后会有第三个、第四个……但目前这些男人还上不了邓文迪的议事日程。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默多克离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那个传媒帝国的最终归属，她会选择忍耐和等待。因为她长大了、成熟了，再也不是那个只有梦想和野心却没有机遇的广州女孩了。

据说，早年的邓文迪一幅凡相，也没有什么金粉背景，她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机遇。1987年邓文迪认识了来自美国加州的一对夫妻杰克和他的妻子Chetty，Chetty翻译成汉语是樱桃，樱桃很喜欢帮助邓文迪学英语，并帮助邓文迪获得了学生签证，成为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这是一个老掉牙了的花边故事——引狼入室，毫无新意。依序是：樱桃和杰克离婚，邓文迪和杰克结婚，然后邓文迪取得绿卡后在和杰克离婚。

邓文迪的第二次婚姻得益于美国新闻集团董事、亚视集团财务总监布鲁斯。邓文迪和他在飞机上相识，并迅速赢得了他的好感，没等下飞机就被布鲁斯收作麾下——StarTV总部实习生。StarTV就是默多克新闻帝国。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不是说邓文迪真就像孙悟空那样有72变的绝活，她只是善于把握机会罢了。有一天总部举办高级管理层人员参加的酒会，邓文迪粉墨登场。她没有一点胆怯，也没有一点不好意思。让她感到有趣的是，默多克居然在角落里独自喝酒。这对于中国人简直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不要说一个世界顶尖的人物，即便是一个处局级的干部，周围也是前呼后拥，美誉如潮。而在美国却落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真是高处不胜寒哟。

邓文迪端着酒杯直奔默多克，可能是走得急，也可能是有点激动，但最有可能的可能是她是蓄意的，她的酒杯就在那个时刻倾斜了，撒了默多克满身。这个时候，默多克不再是新闻帝国的“皇帝”，而是男人，邓文迪也不是他的下属，而是年轻女人。她头发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像鲜花的味道，让默多克犹如使用了“活力28”转瞬间变成了一只小蜜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邓文迪一步登天，成了默多克的“随行翻译”。又隔不久，默多克向外界公布了他和邓文迪的关系。

邓文迪的成功说明了这样几个道理，第一、邓文迪远非媒体上炫耀的绝顶聪明，她媚惑男人的方法不过是个老俗套——红袖添香或者红袖添乱，她选择了后者。第二、看惯了金发碧眼的欧洲男人，对有着神秘气质的东方女子没有个体上分辨的能力，只是一个整体上的笼统认识。尤其是老男人默多克，守着一大堆金钱打发凄冷孤独的晚年，当他触摸到那个温柔的身体、品尝到爱情的可乐，自然会有“得此一生足矣”之感。同样，飘蓬趑嗟了好多年的邓文迪，能用青春的尾巴钓来默多克这条大金鱼，“妾愿将身嫁与，一生休。”的愿望少不得是油然而生。第三、传统方法依然是女人获取成功的最有效途径，它并不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失去魅力。第四、胆肥是女人走向幸福之门的关键要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句老话对女人绝对是个真理。

用不着去揣测默多克是以父亲的心态呵护邓文迪，还是以丈夫的心态拥吻邓文迪；也用不着推敲邓文迪最终将得到500亿美金还是5亿美金，这对邓文迪都不过是数字上的区别。因为对她而言，只要有“邓文迪”三字就足够了，这比500亿美金还值钱。就算她得不到新闻帝国，可她本身不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新闻帝国么？